2018 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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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鑫淼

 

 

个人主义理论起源于霍布斯,他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个人都是为个人的自私自利之心所驱使,社会无非是帮助人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国家只有在对个人安全有保障作用时才是正确的。[]洛克的个人主义观点在霍布斯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家权力是个人在保留基本权力外,向国家让渡一部分权利构成的,其正当性体现在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个人权利在前,国家权力在后。洛克关于国家权力源于个人权利认可的社会契约论,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革命。个人主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有其贡献力的一面,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基础性的力量。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个人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受到理论与实践上的批判,这一系列的批判过程中,一些对个人主义的解释与补充也在不断跟进,并试图在保持个人主义观点的基础上找到人类的发展方向。但现实中,西方社会发展,或者说个人主义的推行过程所带来的问题,如个人欲望的满足引发消费主义,而消费主义造成自然资源的枯竭,乃至人精神资源的枯竭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引起了理论界的警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伴随着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引入和融合,我们似乎也和1718世纪的欧洲人一样,尝到了个人主义所倡导的个人权利的甜头,但我们似乎也同样掉入了个人主义所固有的困境中:一味强调个人至上的自由观念使本来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浓厚宗法观念逐渐消亡,而人本身固有的平庸性使我们在夜深梦回时常被深渊的顿落感惊醒。或许也到了我们应该打开台灯,对个人主义进行反思的时候了。肯尼斯顿言:我们需要比以往更加明确地区分两类事物,一类是态度和信仰系统,另一类是使任何一种态度或信仰得以维持的认知架构或发展水平。[]本文试图以再生者的态度,先以个人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构建个人主义的本体论,再从个人主义发展的困境引出中国个人主义的特殊性,由此推导个人主义在中国的价值论方向。最后,通过对个人主义理论的反思,完善个人主义的认知结构,结合中国特有的社会形态,构建中国个人主义发展的方法论,寻找一条关乎如何既能肯定个人主义的价值,又能保持对个人主义固有缺陷进行反思的道路,期许在主张个人权利时精神更清醒,理据更充分。

一、个人主义的产生

前述霍布斯是个人主义理论化的源头,这是在社会政治文化层面对个人主义的探寻,是对个人权利在个人与国家(或群体)之间关系中的至高无上性背书。“历史的进展是前后相连,因果相关的。为研究便利及集中期间,自然可以假定某一时期为对象,但对于首尾弃而不问,这种方法未免太冒昧太轻率了”。[]因此,对个人主义的“理论源头”,即个人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所依据的文化历史土壤同样不应该忽视,这有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个人主义并更准确地把握它。

通过中西方封建历史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区别。中国的封建社会在西周时期完成,基于血缘关系,将王土分封给自己的家庭成员(有一部分是功臣),是统治者解决其统治代理权问题的方式。西方同样也有分封制,将国土分封给领主,领主再把自己的领地分封给贵族和骑士进行统治。不同的是,中国分封的基础是王土的所有权人,也是唯一的所有权人只有统治者一人,其余人只是他的代理人,他们分封而得的土地不允许买卖。而在西方,封地的所有权随着分封而转移,不论是国王的分封还是领主的分封,相对应的义务关系也不同于中国,即“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使中西方封建时代的历史产生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自秦走上了中央集权,西方由于对土地私有权利的承认为以后君主与商人的联合,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经济上的基础,由此产生的私有制对个人主义也是经济动因之一。

文化上,对个人主义的关注视角可以从古希腊罗马化时期找到源头。希腊城邦文化的瓦解对个人意识的产生有着深刻影响。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城邦化的人,只有在城邦这种整体主义化的人为构建中,“人”才成其为“人”。这种整体主义的政治观将个人消融于集体之中,公民个体只有在城邦生活中才能具有和实现自身的价值。但随着城邦的消亡,人对自己存在的意义产生了质疑,与其说是质疑,不如说开始产生了不同于“城邦与人”的另外一种对话,这种对话是“我与我”的对话,从自己身上寻找存在的理由,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关于自由意识的学说试图把人从命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于是,人开始转向自身寻找答案,随着对话的不断进行,产生了最初的对个体存在的原子论看法。

而观察个人主义的产生,必然会提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通常认为,文艺复兴使人走出了蒙昧,关于人的“自我”、“主体”解释逐渐丰满,现代意义上的人由此产生。雅各·伯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写道:“人类知识作为种族、民族、党派、家庭或社团的一员—知识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这个国家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作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但这里需要注意,“文艺复兴时期这种个性张扬的‘个人主义’仅仅是在社会上层当中、或者在社会上层庇护之下所形成的一种难以捉摸的时代风尚”,“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是分裂的,甚至是虚构的”。[]

诚然,考察个人主义的兴起阶段,不能再简单地认为文艺复兴是个人自我意识觉醒的开始,应该说,是一系列政治、军事、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其中包含了罗马法的复兴、中世纪君主与贵族间的契约等等,使个人主义的发展具有源流性的特点。由于文艺复兴是个人主义发展特别重要的阶段,因此需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它。宗教改革加速了个人主义的发展,其显著特点就是把人个体的召唤从“神”转换成“人”。由于宗教对西方的影响是全面的,整体的,由生到死的,由生活到政治的,甚至高于君主对个人的影响。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始终有宗教这根绳索所牵制,它所呈现出的是不同于中国的精神思想样貌。因此,以“教徒与上帝的直接对话”取代教会这一教徒与上帝的沟通桥梁,使人内心的信仰得到另一种层次的确信。这种彻底触及精神层面的宗教改革,“具体而微地全面消解了西方整体主义的社会历史传统,它不仅在理论上为西方现代个人主义提供了最重要的个人自主观念,而且在实践中也为人们逐渐挣脱世俗和宗教体制的双重羁绊做了准备”。[]

不可否认,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首先为个人主义的发展提供精神层面的原动力,随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无疑把人从神学思想中解放出来,主体的存在不再依赖于上帝的恩宠,思考本身就确证着我的存在,从此人类走向了自我意识独立的历程。洛克、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把人的理性充分发挥出来,使人们发现和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个体的尊严、自由和平等,总之,人们确立了自我的独特性,确证了个体生命的存在”。[]

到现在,我们终于见到了我们通常意义下的个人主义,它在欧洲以及美国的革命过程中显示了其对君主专制极强的的攻击力,不论是英国的较小程度的对绝对君主制的打击,还是以暴力形式推翻旧制度的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制度设计使欧洲和美国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并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通过将个人主义制度化,具体体现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个人权利是前提,国家权力是结论;个人权力是目的,国家权力是手段,并在精神观念、法律制度和政治行为中进行落实,使个人主义有了现在的模样。

二、     个人主义的发展困境

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进行区分十分必要。一方面可以对个人主义发展的困境与一般的社会问题区别开来,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个人主义。

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区别,托克维尔做了很经典的描述,他说,利己主义是对自己的一种过分的和偏狂的爱,它让人只关心自己,个人主义是一种让每个人视只顾自己为理所当然的情感,它使每个人逐渐与他人疏远,直至与整个大社会失去联系。利己主义是一种本能,个人主义是对自己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错误理解。利己主义是一种恶习,不管在什么社会都会存在,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随人的身份平等的发展而蔓延,它让人遇事只想到自己,与社会的其他个体逐渐疏远直至陷入孤寂。[]在看待两者区别时,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利己主义只存在于道德层面的评价,它虽然也是人性中不可忽视也不可避免,但并无进行理论层面上评价的必要。它与个人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是民主化的结果。从个人主义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个人主义是个体生命在寻找归属感过程中,逐渐找到自身权利的天然属性,并以此作为身为“人”应有的尊严,它关乎人类发展的前景,是欧洲在人发现自己的过程中演进而成的人权理论,并以此作为民主化的前提要素。

区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有两个意义,一是对个人主义以及其发展困境有理性的认识。个人主义在享受只关心自己权利的“理所当然”后会有什么样的逻辑推论?这里有两种角度。首先,是个人主义的非历史的哲学论证和抽象的人性前提假设。个人主义中,关于“天赋人权”,其前提假设是一种“先于社会的自然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里,人与人之间是完全平等的,任何人都不享有多于他人的权力,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和自足的,除了服从自然法外,不听命于任何他人的权力”。[]并以此作为前提,开始阐述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让人更能从中发现个人“与生俱来”的前提条件,并不容置疑,并以此作为与国家权力进行对抗的基础。从个人主义对法国大革命就不难看出,这一前提的预设多么具有革命性。但在论说的论证层面,实在让人产生疑惑,这一前提是否有一种符合科学论证的描述。通过对这种个人权力“自然属性”的解释,使人可以脱离于宗教去寻找内心的“自我”、“主体”,但在发现自己的过程中,正是缺少对“自然权利”的论证,使人无法找到一处合适的角落安顿自己的生命存在,加上人本身的平庸与狭隘,使人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更少去关心社会,不可避免地原子化,直至孤寂甚至虚无。查尔斯·泰勒认为,“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定位于自我实现,但‘它们倾向将实现仅仅看成自我的,忽视或者弱化来自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志向之外的要求,不管这些要求是来自历史、传统、社会、自然,还是上帝;换言之,它们培养了一种激进的人类中心论’”[⑩]其次,以个人主义为基石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指向的殖民历史充满了掠夺和扩张。殖民思维或者说掠夺思维,正是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掠夺造就的经济繁荣使人在物欲的满足上更加肆无忌惮,由此产生的消费主义及文化又不断地创造和刺激新的欲望,由此产生新的掠夺和扩张,产生新的消费,在物欲的世界里人尝试通过消费来自我实现,但结果使自己更加无暇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于是更加“自恋”,更加原子化,如此恶性循环下去。

区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另一个意义是,理性看待中国的个人主义问题。从个人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我们看出,个人主义自其产生大体上伴随着个人权利的觉醒、权利“自然性”的解释、民主国家的建立及其对权利背书的进程。而比较中国历史,氏族制度族人的平等权,到西周封建体制下农民基于代耕制产生的部分人身依附,再到自秦始至清末因中央集权而产生的绝对义务,中国封建时代“人”的权利观念和西方人权发展的路径完全不同。但如果以此相对主义的观点很容易产生对人权的普遍意义进行全面否定,因此我们不得不从近代中国的发展历史中找寻个人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正当性。改革开放以来,权利的发展样貌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结果相比较,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倾向性接受,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的权利图景并不符合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规律。只有承认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说立稳了对个人主义研究的“一根支柱”,也只有这么做,才能做到在面对个人主义分析时不至于陷入对利己主义无休止的评价,后者纯粹是道德评价的范畴。“另一根支柱”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如何在个人主义发展过程中警惕其困境,并找到个人主义所缺少的前提性理论支撑,即属于国人的权利觉醒与认知。这一内容在下面的论述中会有体现。

三、当下中国个人主义的反思

前述讨论中国个人主义的发展困境时提到,把握个人主义的“另一根支柱”是探索个人主义发展的前提性条件,使权利的发展更有说服力。虽然个人主义在西方出现了障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相比较西方个人主义从产生到制度化构建的两千年的历史(大体上从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帝国衰落到18世纪7080年代),我们对个人主义的研究和应用应该还处于开始阶段,并不如西方个人主义向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发展现状。换句话说,我们在一定范围内把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进行了等同,似乎是在对个人主义进行批判,实则是在对利己主义进行评价。历史认知以及时间优势为我们在个人主义的接受和改造过程中客观地分析它的利弊提供有利契机,有助于我们扬长避短,使其在理论和实践中发挥应有意义。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我们应当找到个人主义中“个人”意识与权利来源的结合,以期摆脱西方个人主义发展出现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有了显著成就。政治上,法治化的推进使个人权利越来越多地得到肯定并给予制度保护;经济上,市场化进程肯定了人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并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上,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多元化的文化使我们在精神文明的追求中有了更多选择。可以说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承认成为了社会成员和国家的共识。

前述提到了对个人权利的“自然属性”的疑惑。但假设如果由于对这一前提的无法论证性从而根本性地推翻个人主义在价值观上的意义略有不妥。毕竟个人主义带来的权利观,不论在限制权力,还是人权保障理念,以至法治的普遍认同,都有其重要意义。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导向的结果并不是我们认同的。马克思认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11[11]“人‘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12[12]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个人主义的批判是非常彻底的。这种把“人”放在阶级社会中进行评价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把“人”放在城邦中进行评价的观点有相似性,但是把人的本质放在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是一种共同体)中进行评价,并赋予其阶级特征是其对个人主义的革命性的批判。他认为,人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政治(社会)动物。

哈耶克推崇个人理性,主张没有人比自己更能够了解对自己的利益,自己才是对自己利益的最好决策者。但同时,他视个人原子化的个人主义认识是对真个人主义的一种误解。“真个人主义既肯定家庭存在的价值和小群体共同努力的机制,也信奉地方自治和自愿结社。同时,真个人主义也主张人们通常诉诸国家强制性行动的许多事情,实际上可以通过自愿合作的方式而做的更好”。13[13]

可以看出,无论是个人主义的批判者还是支持者,都认识到这么一个事实:对人的评价必须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马克思的主张是共同体,哈耶克的主张是合作。但这里不讨论两者所代表的方法论在中国如何实现的问题。由于两者都提到社会关系,这里要讨论的是在肯定个人主义的价值意义的同时,中国儒家传统家庭关系能否为个人权利的来源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支撑。这也许是对把握个人主义理论的“另一根支柱”。

如何理解儒家家庭关系对人的独立性的影响?有两个角度。

一是个人在家庭内与家庭外的地位分析。“儒家所持的人的概念将具体的人视为具体的社会共同体中的参与者和成员。个人在多层次的社会共同体中多重的具体角色,与个人所属的多层次的特定社会共同体本身,对于界定和理解一个具体的人是缺一不可的”。14[14]在家庭这一共同体中定义人,是儒家的传统观点。一方面,把个人生命的意义放在家族的整体延续中进行定义;另一方面,通过养老与尊长懂得生命成长的意义,通过祭祀完成“人—祖—神”的沟通,以此“孝道”使个人意义取得家族的承认和“天”的认可。把人放入家庭这一共同体中,通过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为基本道德准则的“仁”的伦理道德修养,使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断明晰,找到个人地位的精神之源。家庭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关系为原点涟漪般拓展开去,形成一个“类家庭”的社会共同体,并以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评价方法应用于这一社会共同体中,即以“仁”的标准对待社会成员,从而实现在更广泛的社会共同体内的个人地位评价。可能会有人指出,当今社会价值多元,对个人的价值评价体系已不同于过去宗法体制单一的评价体系,甚至宗法制度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已在逐渐消亡,把在“类家庭”化的社会中按照儒家家庭传统理论对个人进行评价已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诚然,宗法制度随着物质化带来的文化多元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其消亡问题在所不论,毕竟这是现代文明下家庭教育的取舍问题,实难取得统一标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儒家家庭观念中提倡“仁”,无关乎“平等”,只在乎“互爱”,互爱的前提是信任与尊重,放至现世,即诚实信用的帝王条款。因此,以诚信待家人,以诚信待他人,以诚信待天下,其余的让社会进行评判。

二是个人在家庭内与家庭外的权利(或权力)分析。虽然名为“权利”,实则为“生命保障”或者“生命归属”更为准确。因为在儒家传统家庭观念中,并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也没有契约精神作为联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纽带,在家庭中的地位享受到家庭成员的互爱和关怀能够使人感受到“生命归属”般的存在,通过个人获得一种“类权利”的感受。可能会有人认为,即使这种归属可以以“权利”命名,那么它与个人主义无关。但是,如果个人主义所要追求的权利(或权力)是“人”所固有,人因权利(或权力)成为自己的归属,同样是归属,为什么就不能由家庭来完成?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儒家学说的发展过程中发生过扭曲“仁孝”向“忠孝”进行理论演变,目的是利用“忠孝”的逻辑为皇权服务,用现代的眼光可以理解成“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力的过度干预”。因此,对“仁孝”的理解必须注意国家权力的界限。这点与个人主义预防国家权力介入私人权力有了交集。虽然两者的价值论不同,但在方法论上却有惊人的相似。另外,个人权力呈现出自我性与成员性特征,其中成员性是公共权力产生的基础,也由此产生了个人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个人主义以契约精神来解决这一问题,而儒家家庭传统文化如何使“类家庭”社会共同体中的个人权力与公共权力产生勾连也是值得在认知过程中进一步探讨的。

四、结语

“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15[15]本文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做努力的尝试,一是试图通过对个人主义的发展历史的阐述明确当下中国个人主义的发展现状,二是抓住有利时机,以家庭这一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性分析来论证个人权利与生命归属相统一的可能性。本文相信,如果人权保障来源于个人权利的自我觉醒,这种觉醒必须是经过陈述并论证的觉醒,而绝非一种公理性理念的被动认知。也只有愿意彼此相信和共同努力,才能达成共同目标,以对个人生命的归宿思考为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提供有益的阶段性贡献。

 



1朱旭红,《论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对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的批判》,浙江学刊2012年第3期。

2转引自李琦,《宪法哲学:追问宪法的正当性》,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7月第2版,第13页。

[]转引:崔雪茹,《西方个人主义源流考》,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14月,原文:雅克·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储智勇,《近代个人主义的兴起及其品性》,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

[]储智勇,《近代个人主义的兴起及其品性》,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

[]任彩虹,《西方个人主义的逻辑演绎及其困境》,兰州学刊20156月。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张晓明编译,北京出版社,200710月第1版,第120页。

[]周枫,《近代社会契约论中的个人主义及其前提批判》,哲学研究2015年第4期。

[]任彩虹,《西方个人主义的逻辑演绎及其困境》,兰州学刊20156月。

11转引:周枫,《近代社会契约论中的个人主义及其前提批判》,哲学研究2015年第4期。原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18页。

12转引:周枫,《近代社会契约论中的个人主义及其前提批判》,哲学研究2015年第4期。原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8页。

13任彩虹,《西方个人主义的逻辑演绎及其困境》,兰州学刊20156月。

14杨柳新,《孝道伦理与乡土社会生活的重建》,齐鲁学刊2015年第2期。

1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月第1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