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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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铭(厦门海事法院 政治部)

随着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改革主体框架的搭建已基本完成,编制内法官助理正式走入法院工作人员序列,但具体可操作的编制内法官助理管理制度仍远未完善,法官助理职能定位这一问题依旧现实而迫切,且与职务序列改革、员额正常退出、法官遴选增补、人才培养规划等直接相关,对实现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提升法治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至关重要[①]。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做好司法改革政策解读工作的通知》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法官助理的工作职责,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对政策文字的解读,更需要对法官助理职能定位进行深度考量,避免此项改革局限于法院内部人事调整这一层面。笔者认为,可以改变以往过于强调法官助理对法官工作的依附性思维定势,从独立性角度思考法官助理所负责的审判事务管理工作。观察事物角度的调整将带来全新的观感,通过具体制度操作可以更好地调整思路、明确目标、优化策略,避免为助理而助理,为改革而改革。

一、审判事务管理的独立性是编制内法官助理制度设立的内在理路

(一)我国法官助理制度轨迹回顾:职能架构的混淆与交叉

清末改革司法至民国这一段时期,法院并无“法官”之称,从审判的官员依古法称为“推事”。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195193日通过《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初步建立了新中国法院系统,规定设置院长、庭长、审判员、书记员等职务,但未设置助理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制度始于19549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其第三十四条规定:“助理审判员协助审判员进行工作。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出,经审判委员会通过,可以临时代行审判员职务。”直至“文革”结束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197971日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七条作了与1954年《组织法》三十四条同样的规定,并经先后三次法律修改而沿用至今。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出“随着审判长选任工作的开展,结合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高级人民法院或以对法官配备法官助理和取消助理审判员工作进行试点,摸索经验”;之后于20049月决定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罗湖区人民法院等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试点,200711月决定在西部地区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制度试点以缓解法官短缺问题。

作为本轮司法改革重要前奏,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31日联合印发《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意见》,明确在将法院工作人员按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大类别实行分别管理,规定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司法警察为审判辅助人员。2013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明确“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

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9月印发《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列举了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职责和权限;于2017327日下发《关于深入做好司法改革政策解读工作的通知》,较为系统地说明了法官助理与书记员职责区分、如何招录、如何推进改革等问题。

从名称上看,助理审判员与法官助理关键差别在于其定位,本质上是助理还是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这一称谓与当年设置的助理调研员、助理巡视员、沿袭至今的助理研究员、助理工程师、助理会计师等,在职务职称序列中的定位有其内在相似性,即与所准职务属同一序列,从事主要辅助性质工作。而从《法院组织法》规定看,除代行审判员职务之外,昔时设立助理审判员和当下设立法官助理出发点基本一致。但多年实践中,助理审判员与试点法官助理职能架构总体呈现混淆与交叉的样态。

从实务的角度考量,助理审判员制度异化实际上是几十年来实践工作中自然形成的通例,制度的实质突破始于1980年全国开展“严打”的需要,助理审判员主要工作从协助为主变为参与为主。1983525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83]浙法研字9号请示报告作出批复,明确“助理审判员在临时代行审判员职务时,应在工作中依法享有与审判员同等的权利,既可以独任审判,也可以成为合议庭成员,由院长或庭长指定也可以担任合议庭的审判长。但如果该合议庭成员中另有审判员时,则仍应指定审判员担任审判长。”三十多年来,各地法院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助理审判员承担了大量案件的审理工作,也形成了从书记员、助审员到审判员的法官职业培养模式,并最终得到法律的进一步确认。19952月通过的《法官法》第二条规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被正式纳入法官序列。

助理审判员制度的异化,现实中降低了法官的任职门槛,提高了法官培养速率,有效缓解了案多人少整体环境下承办人数量不敷使用的问题,解决了司法需求“量”的问题,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大量新型、复杂案件的出现使司法向团队合作、专业细分方向发展,一方面随着社会公众法律观念不断强化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机能不足,大量小额简单案件亦流向法院,简单案件在法院受理案件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传统的“一审一书”模式下,承办人除了开庭、写文书还要负责相应审判事务工作,各类案件评查对于案件审理报告、合议意见、裁判文书等要求越来越细,必要的、不必要的形式要求大幅延长了办案时间,材料送达等要求也越来越多,文书越校越细、案卷越订越厚,信访、调解、宣传、调研等事务性工作需要法官和书记员配合完成,导致承办人不得不将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审判事务基础性工作中,既要负责调查案件事实,又要确定案件适用法律,相当于一身兼任运动员、裁判员二职,影响制约了法官充分思索和独立判断了这一审判最核心部分“质”的提升。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类似作坊式的承办模式导致了案件分工总体“效”的低下,承办人对全程负责的“包干”模式已经无法消化日益增加的案件,引入法官助理制度可以实现审判工作的流线处理,使案件办理中的工作内容得以分类处理,减少法官在审判事务管理方面的时间投入。此外,助理审判员制度异化直接导致其与审判员工作同质化,两者区分不明显的同时降低了法官对职业层级提升的获得感,在处于长期高强度办案压力下资深法官与初任助理审判员工作内容无二,客观上会对资深法官产生负面心理暗示,即提任助理审判员之后就是长期无异的重复劳动,同时也降低了初任助理审判员对职业发展的预期。普遍实行阳光工资制后,审判津贴与绩效考核基本脱钩,任职要求相对较高法官与普通行政管理类公务员相比在职务晋升、工作压力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存在着流动性相对差甚至调整到其他部门没有职数被降级使用等问题,而近年来加强问责、强化监督的大环境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个别地方依旧出现过多干预司法的现象,公众关注度高的案件,其社会舆论压力更让法官处于风口浪尖,往往成为媒体开刀祭旗的牺牲品,法官产生“司法民工”感叹也就在所难免,因而争取担任部门行政职务、调往后勤部门或党政机关、辞职转行律师、公司法务也就成了各年龄法官的选择,乃至出现上海某法院知识产权庭除了庭长之外全体法官辞职加盟同一家律所的现象。总之,取消助理审判员、配备法官助理是司法水平提升的应然之举。

如果单以19992013年之间法官助理试点经验的角度看,从2000 年初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率先试行的“321审判机制”试点配备法官助理[②]以降,全国先后有800多家法院开展了法官助理试点,但实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

1.立法缺失,配套不足。由于法官助理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法官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找不到依据,不少试点改革方案是以效力位阶低于法律的最高人民法院规范性文件作为推行依据,这一起点就决定了法官助理制度试行并非名正言顺,加之助理审判员制度仍存,现实考量之下,改革阻力极大,效果自然不如预期。最高人民法院自从“三五改革纲要”提出“完善法官及其辅助人员分类管理的制度”到本轮司法改革期间,一直未出台规范性文件加以推进,在财政渠道、人员编制、职务序列这些实质内容无法配套改革的情况下,法官助理制度试点缺乏实质性要件支撑,法官助理和书记员集中管理等等单方面零敲碎打式的改革正面效果非常有限,且触及人事制度等深层次问题,并非法院自身力所能及,甚至产生了反向示范的负面影响,引起既得或可期待群体的一系列不良反应,可以说得失相比之下总体成效甚微。

2.来源多样,身份各异。受人员编制限制,法官助理队伍主要由四类人员构成:(1)已经承办案件的助理审判员转任,(2)拟提任助理审判员的书记员改任,(3)不具备提任助理审判员条件的书记员提任,(4)机关工勤事业编、非在编雇用制、人才派遣等多种用工方式。在没有中央层面明确制度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于12类人员必然产生心理落差,或积极寻求进步、或消极怠工以待是人性必然,更遑论选择长期任职法官助理作为职业选择,使用34类人员就意味着从长期以来捉襟见肘的书记员、速录员队伍中抽人,加之所任职务定位不明,从审判事务管理的角度而言还不如继续作为书记员使用。此外,4类人员与123类人员相比也难免认为自己处于同工不同酬的地位,难以促进内生的工作积极性,123类人员则因为在编制中感觉被边缘化,加之实际分工上难免存在难以平衡的问题,甚至出现编制内法官助理一心准备司法考试、争相推诿工作、部门领导无可奈何成为“书记王”、“助理王”的个别现象。

3.职责不明,地位争议。由于缺少诉讼法规范的依据,法官助理在诉讼过程中的职责、在庭审过程中的地位均存在争议。在审判事务管理即协助审判业务工作、审判事务性工作之间未作出明确届定之前,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之间工作分工不够明晰、人事关系难以理顺、队伍人员成分复杂,试行法官助理制度对法院行政管理科学化、精细化、差异化的要求与其对司法资源的增益难以匹配。

法官助理在法庭席位设置与裁判文书署名上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法官助理席位设置在组织证据交换与庭审中有不同做法,有的法庭设有法官助理席位,有的则不允许参与庭审。有法官助理署名的判决书迟至201495[③]才见诸实践,不少试点法院法官助理仍署名为书记员或代书记员。故此,部分试点法院囿于法律框架限制,仍将法官助理并入书记员序列管理。201511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下发《江苏省法院系统书记员岗位等级培训考核办法(试行)》《书记员岗位等级标准(江苏地区法院试行)》[④],将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职责统一于书记员,实行全员定位、定员、定责的员额管理。江苏省这一做法虽简洁明了化解了法官助理制度试点发现的弊端,却无法适应审判工作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发展需求。

(二)分类职能定位思路悖论分析:制度重构的障碍与矛盾

职务制度设立及存在之必要性,在于其对应事务之专业性、独立性。专业性体现在其在具体分工中的不可替代与技能门槛上,而独立性是指实质上的独立和形式上的独立。实质独立的内涵在于从业者一定程度上具备在业务行为中独立提出和实施行为目之职责能力,体现了该职业意志的行为价值的内在稳定性。

从业者得以行使其所负责事务相关权力,是其职业具有独立性向度的表征。本轮改革明确书记员原则上不再占用中央政法专项编制,与之对应的是法官助理以中央政法专项编制为主,其工作内容应当体现相对独立的专业门槛、职能界限和程序要求。法官与法官助理分类职能定位的悖论在于,法官助理作为法官的重要来源,经遴选成为入额法官是其主要职业通道,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其日常工作内容与法官具有其同质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做好司法改革政策解读工作的通知》明确,法官助理会介入对案件实质性内容的处理,在诉讼流程中承担部分组织、主持、引导、调研、调查等职能。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若干意见》,法官助理的工作主要包括:1.审查诉讼材料,协助法官组织庭前证据交换;2.协助法官组织庭前调解,草拟调解文书;3.受法官委托或者协助法官依法办理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措施等;4.受法官指派,办理委托鉴定、评估等工作;5.根据法官的要求,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料,研究案件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6.在法官的指导下草拟裁判文书;7.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审判辅助性工作。法官助理本义乃法官之助手,应秉承法官意志完成审判辅助性工作、本身并不具有审判权,在此角色定位下,两者区别就在于有无审判权。从《意见》列明的六项工作不难看出,除庭审之外赋予法官助理之职责内容与法官无二,而行使职责之前提均设定为法官委托、指导、指派等,意味着仍由法官行使最终裁判权,法官助理的职责虽包括草拟裁判文书,但文书内容应体现法官意志,所作裁判文书与法律意见仅作法官参考之用。

所谓“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审判权行使端赖法官在亲历庭审基础上以其个人智识所作之独立判断,亲历案情调查全程又是法官正确行使审判权所必须的保证。“法官对个案的处理必须亲历其境,直接审查证据和实施,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⑤]法官助理在介入案件实质性内容时应明确其非审判角色以免异化为“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而其主要职能应以审判事务管理为重心,对案件实质性内容的处理不应在法律主体裁判内容中体现其个人意志。从《意见》来看,这种区分主要体现为法官的委托、指导、指派,法官以其文书签发权限作为依托,法官与法官助理共同对案件质量负责。然而,“司法改革的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院内部的各类人员是否在自己获得的资源,拥有的职能与承担的责任之间大致达成某种新的均衡。”[⑥]从经验哲学的角度看,程序意义上完全剥夺法官助理之独立性以强调对法官意志之依附服从,此角色定位在我国当前司法现状背景下必将产生一系列问题。原因在于:1.在全国法院人案矛盾持续加剧、总体呈现民事案件调撤率较高、简易程序适用比例较大的情况下,要求法官逐一审查法官助理经办调解、撤诉案件文书,与重复劳动无异且实质审查效果必然有限,法官对调解、撤诉案件签发文书仍将逐步形式化,产生权力与责任脱离的问题。2.一方面无法排除法官推诿工作之可能,进而加重法官助理之工作负担,另一方面无法排除法官担心职权分配不明而担责,弃法官助理不用形成司法资源的浪费。3.假设案件出现质量问题之后,除非法官可以举证其本身不在场,或者文书出现可以归咎于助理的文字或计算错误之外,认定法官助理承担责任都可能引起争议,因其本身工作不具有独立性,难以排除将质量问题完全归因于法官的可能性。故而,在职能定位上令法官与法官助理边界重叠,是对审判事务管理独立性向度的否认,不利于法官助理开展具体的审判辅助工作,客观上将阻碍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有效运行。

简而言之,在分类职能定位思路上应当避免产生悖论,法官助理是法官的来源,就意味着法官与法官助理工作内容是同质的,那么分类意义就仅限于审判员身份,在工作内容上就应当以审判权作为区分。编制内法官助理对法官不具有依附性,如果法官助理的工作不具有其独立性,那么无权力即意味着无责任,对其追责也就失去适正性,无法追责的结果导致法官可能对法官助理工作完全背书,对本身存在着竞争关系的两者而言,职能定位重叠意味着其配合缺少制度基础的指导作用。法官助理制度来源于司法实践的需求,首先应有其对审判事务管理的独立性,其次才是对审判实质工作的服从性。法官助理之职责来源于法律规定,履行职责主动性之形成需要对其自身独立性基础之确认,唯此不足以支撑其职业保障之依据及接受奖惩之前提。

(三)员额法官产生退出衔接机制:团队角色的定位与替换

就法官员额比例占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39%这一控制比例的设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做好司法改革政策解读工作的通知》中表述为“是针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区法院的中央政法专项编制而言,可以在不同审级、地域进行调剂,不是要求每个法院的法官员额比例都必须是39%”,并举广东省为例,珠三角核心地区法官员额比例确定在52%左右,其他地区则低于30%。就上述解释语言逻辑分析,不难看出:1.既然可以根据地域即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省级以下法官员额比例进行分配,那么存在整体地域差别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区为何是均保持39%而非总体保持39%2.若因经济社会发达地域案多人少,则应在首要保证法官绝对数量之外通过增加该地域司法人员配置总量以保证法官助理制度之落实,如果为保持省以下总体员额比例在39%而降低其他地区法院员额比例,除完成员额总量控制之外颇有削足适履之嫌。3.为平衡全省总体员额比例而低于39%甚至30%的法院,其法官助理、书记员比例过高也意味着司法资源之浪费。事实上,39%的法官员额也突破201331日《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意见》关于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335215的设计。事实上,自上而下推行固定员额比例,在员额法官产生退出衔接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员额法官、法官助理群体均会倾向于寻求法官员额比例上调。

笔者认为可以导致法官员额比例寻求上升的原因,主要是:1.案多人少以致按现有员额比例,法官人数无法满足司法需求;2.受员额限制和干部年龄层次影响,现有法官助理前景局促需要寻求拓宽法官助理晋升通道,譬如某专门人民法院[⑦]按比例可用员额33名,任命首批入额法官29人,助理审判员未入额者计21人,助理审判员中年纪最小者已30周岁,以正常退休年龄60岁计,全部现有助理审判员转任法官至少需要15年,如延长至65岁退休则需要20年;3.员额法官正常退出机制不健全,逐步出现冗员沉淀。在原因1情形下,法官助理制度暂时不具备全面落实的条件,属于客观问题需要逐步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做好司法改革政策解读工作的通知》提出的广东做法对这一问题解决是抓根本保证的有效办法,可以避免因为削足适履式推行固定员额比例而不顾客观司法现状。在原因2情形下,法官助理职业前景、待遇保障、工作内容应当有充分保障,也应当考虑是否有法官因为个人或其他原因自主选择退出员额的可能性,改变原有制度框架下职业规划单向发展的定势思维。在原因3情形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做好司法改革政策解读工作的通知》提出的处理方式仍带有优胜劣汰的思维,客观上将非员额法官与员额法官在地位上对立起来。该《通知》提出:“对于不能独立办案、案件质效较差、完不成核定工作量的员额法官,要通过科学考核、依法追责,使其有序退出员额”,“将员额退出与干部管理、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和绩效考评工作挂钩”。这事实上仍意味着关闭正常的法官自主退出员额通道。而同时,未入额法官转入审判辅助人员序列又成定势,退额法官再入员额没有规定,这就意味着法官与法官助理之间是单向晋升,逆向淘汰的关系,固然对督促员额法官履职、引导法官助理向法官方向发展可起到有效激励作用,但也意味着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不利于审判团队制度应用。从人性趋利避害的角度看,会导致法官对于法官助理的信任与指导缺乏增益性引导,也无法使法官助理安于并热爱其工作,更易令退额法官对转任助理工作产生失落感,造成人力资源的进一步浪费,进而使法院在落实员额退出机制方面也难免顾虑,遑论令其产生意愿与动力。在此情况下,建立退出员额机制只能靠上级要求、划硬杠杠,并非人力资源应用的最优方案。员额法官产生退出与法官助理制度如果不能形成互动型衔接,将会对法官助理制度产生限制作用。

二、双因素理论对检视编制内法官助理职能设计科学性的应用价值

双因素理论,又称“激励保健理论”(hygiene-motivational factors),由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于1959年提出。[⑧]该理论将引起人们工作动机的因素分为两项:一是激励因素,二是保健因素。赫氏通过对美国匹兹堡地区200名来自11家企业的工程师、会计师进行调查访问,验证了人类在工作中有两类不同性质的需要:1.作为动物要求避开和免除痛苦的需要,2.作为人类要求在精神上不断发展和成长的需要。满足需要1可以预防或消除不满,但不能直接起到激励的作用,故称为保健因素,大多与工作环境或工作关系有关。满足需要2能够激励职工的工作热情,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故称为激励因素。

在赫氏调查结论中,工作条件、地位属于保健因素。而本轮司法改革中,即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做好司法改革政策解读工作的通知》明确“改革之前任命的助理审判员,改革中不宜整体转为法官助理。”依旧无法改变大多数助理审判员“就地卧倒”转任法官助理的客观情况,“这一身份本身就是相当明显的符号性利益损失”[⑨],使部分符合助理审判员任职条件的书记员感到失落,从目前员额比例和法官年龄结构来看实行成长为法官的目标将更加遥远。就当前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总体收入与劳动付出比例等现实状况而言,对编制内法官助理管理制度设计上尤其应当注意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的平衡,在实施稳定队伍的激励措施时,一方面应当通过加强制度保障、改善工作条件、合理化考核管理模式等满足保健因素,另一方面更要注重在法官助理职能定位设计上尽量满足激励因素,使之富有成就感、挑战性及对职业发展空间。

(一)保健因素:法官助理专业价值体现之实然要求

首先应当对原有的法官助理人员结构进行调整,完善配套保障制度,尽快落实加薪政策,成立由编制内法官助理组成的专业化法官助理队伍。其次要修改法院组织法,在明确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职责基础上进行明确区分。第三对于法官助理对其实行单独序列管理,必须给予按级晋升等级的空间。为尽早稳定法官助理队伍,应当尽快兑现关于法官助理的现实利好政策。

(二)激励因素:职业规划分类目标实现之应然引导

对于法官助理而言,薪酬等外在激励会有一定影响,但其担心更多的往往是工作前景和发展空间的不确定性。如果所从事工作带来荣誉感和成就感越多、成长空间越大、发展机会越好,就能很好激发法官助理队伍的工作积极性。

首先尽快启动法官员额正常增补机制,给予立志成为法官的法官助理遴选机会,打通员额补选机制;其次在职责上要体现独立性,给法官助理以独立“领地”,避免现任法官转任的法官助理由于身份变化挫伤其工作积极性,使其内心有归属感;第三要优化考核奖励方式,明确培养机制,让其感受到存在的价值,建立对职业前景的信心。为更好带动法官助理队伍,应当注意为法官助理制定良好而畅通的晋升通道,使其具备足够的职业成长空间。

三、主体间互动下编制内法官助理职能定位实现之路径分析

法官助理与法官、书记员及当事人共同构成了诉讼活动的基本单元。在独立行使职责这一前提之下,与书记员共同为法官提供协助,按规定对接当事人,是法官助理应有职能实现的主要内容。

(一)指导与监督:法官助理与法官的协作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成有在《人民法院报》曾评论,“法官助理不是法官的私人秘书,也不是随叫随到的贴身丫头,它应该定位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相对于书记员来说更具有法律专业的,能协助法官完成一定事务性工作的,同时也是作为法官后备力量培养的重要帮手、助手。”[⑩]正所谓“法官助理不仅是作为未来法官人才的储备库,也应当成为锤炼法律职业精英的平台。”[11]

在审判团队制下,作为法官助理:1.在法官指导下工作,接受法官委托办理委托鉴定、评估、财产保全等审判事务管理工作,但其与法官之间并非上下级之间的服从关系,而是有独立明确职责的工作关系,这一关系源自法律授权,有独立行使职能之权限。2.在法官指导下参与实质性办案辅助工作,必须严格遵循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与义务,“不得对法官独立审判造成干涉,也有权拒绝代行法官核心审判实务工作”[12]。助理参与实质性办案辅助工作由法官负审核监督职责,并根据具体过错情况和因果关系对案件质量负责。3.某种程度上可以监督制约法官恣意行为,主要通过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发现案件事实,形成相应意见,寻找相应判决依据,汇报给承办法官,通过这一分工模式起防止司法专断、减少法官枉法可能之作用。

(二)调解与外勤:法官助理与当事人的对接

审判权的本质在于判断与裁量,其内容一方面包括司法判断与决策,一方面也包括审判事务管理工作。审判事务管理工作需要法律专业背景知识和一定司法能力,但总体体现为流程化、程序性,不具有司法判断的特点,例如立案审查、组织庭前证据交换、庭前调解、调查、办理财产、证据保全、办理委托鉴定、评估等,多数情况下需要独立与当事人及第三方进行对接。由法官助理专司调解与外勤工作:1.有效减少法官事务性工作量,便于其集中精力专司审判;2.在形式上隔绝法官与当事人在庭前沟通,减小当事人对法官中立性产生印象之可能性。

(三)安排与配合:法官助理与书记员的分工

书记员所司者乃审判事务工作,即庭审记录、整理装订归档案卷材料等纯技能性劳动。法官助理与书记员工作中主要以安排指导和分工配合为主,譬如带领书记员开展送达、调查、调解等活动,对书记员装订卷宗进行检查等,解决具体事务性问题以提升统筹、协调能力。[13]

笔者认为,编制内法官助理队伍结构主要由两类人员组成:1.由于种种原因选择退出员额的审判员;2.未能入员额的助理审判员或者新录用法官助理。这两类人在职业前景与自主心态上可能存在两种方向:(1)争取成为员额法官从事更为核心的审判工作;(2)选择长期担任助理以消除司法执业之压力。对这两种选择都应当给予以充分的尊重,正是这样相反方向的择岗考量,才能最终形成可上可下的员额进入退出机制,团结协作的团队合作模式,互相增益的知识经验交流。通过双向选择和对流,改变以往“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培养模式下职业规划的单向思维,形成一支相对稳定和积极向上的法官助理队伍。

稳定法官助理队伍,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职能定位,这一定位应当有利于主体间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需要以法官助理工作内容的独立性作为前提,一方面需要以对法官助理职业前景预期作为激励因素。以审判事务管理独立性而言,法官助理职能定位应当有利于形成长期人才培养机制、建立稳定法官助理队伍、优化审判团队角色定位、落实开放型员额进出机制,在法官助理职能定位设计中,应当注意保持审判事务管理工作的相对独立性,进而形成双向职业保障。

笔者主张,考虑到省级人财物统管实际情况,制度设计应当考虑行政管理成本控制与效率提升,可以通过名单化的开放型员额管理模式,在最低人力资源成本的基础上方便高效地实现对审判团队的快速调整,减少审判员职务任免报人大考试表决、法官等级调整报省法院审批等冗长手续之累。主要是:1.实行双向选择、动态化管理的法官员额进出模式。允许员额法官主动退额转任法官助理,非因法定原因不免去其审判员职务;法官助理符合条件者可以入额,初任审判员经法官遴选委员会批准后按法定程序报相应人大常委会表决,原任审判员经法官遴选委员会批准即可。2.实行统一法官、检察官、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职务序列,打通法检之间在人员序列上的制度樊篱,设置为若干级别司法官,例如特级司法官、二级大司法官、四级高级司法官、五级司法官等十二级。3.明确员额法官与法官助理工作内容差异,体现审判员身份差异。4.待遇差别通过绩效考核奖金及日常工资增资予以体现。

四、结语

编制内法官助理制度是我国法院所独创的,对法官助理作用的期望值在于其应起到类似英美国家法官助理的职务作用,又要以之作为培养未来法官的从业过程。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法官助理履行职责应以程序正义为价值依归,其职能定位应能带来相应的身份认同感、职业尊荣感。在法官助理职能定位设计思路应是应当注意保持审判事务管理工作的相对独立性,进而形成双向职业保障,这才是最优赋值方案:一方面要制定法官助理的单独职务序列,打造业绩考核体系,明确相应的晋升条件,为他们规划好理想的职业前景;一方面要对法官、法官助理在人员分类管理、员额退补机制上进行整合,形成法官助理择优遴选入额、法官退出员额转任助理的流动机制。



[]张仲侠、于颖颖:《法官助理制度:中国法官职业化的必由之路》,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12期。

[]王健:《他们为何第一个吃了螃蟹?———北京房山法院法官助理制改革始末》,载《民主与法制》2009年第8期。

[]《北京高院判决书署名现“法官助理” 》新京报数字版: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09/19/content_536603.htm?div=-1201758日访问。

[] 娄银生:《实现全员定位定员定责、江苏法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迎来收官之作》,载《人民法院报》20151220日。

[] 陈光中、龙宗智:《关于深化司法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中国法学》2013 年第4 期,第7 页。

[] 王亚新、李谦:《解读司法改革——走向权能、资源与责任之新的均衡》,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5期,第113页。

[] 数据引自《厦门海事法院关于法官流失问题的调研报告》,未公开。

[] 【美】赫茨伯格:《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张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版,第33页。

[] 陈永中、王鹏:“法官助理制度运行试点中的问题与应对”,载《人民法院报》201593日第5版。

[] 田成有:“‘承上启下’的法官助理”,载《人民法院报》20161114日(新闻·评论)。

[11] 刘斌:“从法官‘离职’现象看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制度逻辑”,载《法学》2015年第10期。

[12] 张太洲:《法官助理,应是个什么角色》,载《人民法院报》2015510日,第2版。

[13] 王静等:“如何编制法官员额———民事案件工作量的分类与测算”,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