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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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协调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适用,突破涉外送达瓶颈

——原告东山县启昌冷冻加工有限公司诉被告厦门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中远集运东南亚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一、 基本案情

  201210月,原告东山县启昌冷冻加工有限公司(下称启昌公司)与菲律宾客商哥伦比斯海产公司达成贸易订单,由启昌公司向后者出售冷冻沙丁鱼,此后,启昌公司办理了报关手续,案涉12个冷藏集装箱货物装船。被告中远集运东南亚有限公司(下称中远公司)的装港代理厦门中远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代表该公司在福建漳州签发了形式提单。案涉货物运抵菲律宾马尼拉后,收货人在提货前声称发现货损,后仅提取2箱未损坏的货物并通知启昌公司。被告厦门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下称中货公司)随即作为承运人中远公司的代理与启昌公司进行协商。201324日,中货公司(甲方)与启昌公司(乙方)在厦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载明甲方受中远公司委托与乙方友好协商,就中远公司承运的10个冷藏集装箱货物在马尼拉可能造成的货损处理达成备忘录。此后,案涉10个集装箱货物被安排退运至香港码头。启昌公司称因货物已没有任何商业价值,拒绝将货物退运回厦门。后上述货物在香港作销毁处理。201359日,原告致函两被告索赔。2013819日,原告向本院起诉,诉请判令两被告赔偿货物损失2,392,205.40元及相应利息。

二、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认为,本案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因被告中远公司为新加坡法人,案涉货物运输的目的港在菲律宾,后又退运至香港处理,故本案具有涉外和涉港因素。因案涉运输的始发地为中国厦门,厦门海事法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庭审时启昌公司和被告中货公司均援引中国法律支持各自的主张,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作为准据法。本案中,启昌公司与中远公司形成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有权就该运输合同项下的货损向承运人提出索赔。中货公司系受托处理货损索赔事宜,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中远公司承担。据此,最终判决被告中远公司赔偿原告货物损失2,001,028.8元及利息,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中远公司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闽民终字第783号民事判决,予以维持。中远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2329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中远公司的再审申请。

三、 典型意义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厦门海事法院对中远公司的文书送达是否合法。中远公司认为其为新加坡注册的境外当事人,厦门海事法院通过中货公司向其送达诉讼法律文书不符合法律规定。我院认为,涉外海事诉讼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国内法规定。若我国与对方有双边协定或同为多边公约的缔约国(如《海牙送达公约》),则原则上应适用双边协定或双边条约,但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原则不能机械理解。我国与新加坡之间虽缔结有双边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但该条约也规定了涉外海事诉讼送达中双边协定与国内法的协调适用。从条约文本可以推断,该条约仅适用于缔约国司法机关向另一方境内送达诉讼文件,对于缔约国依据国内法在境内进行送达的程序并不适用。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八十条的规定,海事诉讼法律文书的送达,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还可以采用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送达。本案中,已有证据认定中货公司系中远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业务代办人,厦门海事法院通过中货公司送达诉讼法律文书,符合上述规定,且不属于《中新条约适用》范围,并未违反条约优先的原则。这一做法也得到了福建省高院、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与支持。涉外文书送达的有效性直接影响案件审理的效率,是涉外海商事审判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送达周期长,效率低,已成为制约涉外海商事案件审理的瓶颈。厦门海事法院一方面依法适用国际条约,准确理解双边条约精神,协调好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一方面认真研析案件,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入手,充分适用国内规定,完成了文书的有效送达。该案灵活务实的处理体现了厦门海事法院法官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不断提高自身适用国际条约的司法能力,探索创新有效的涉外送达方式,对如何在涉外海商事审判中突破送达瓶颈问题具有参考和启发意义。